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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又一个“重量级”生产基地谢幕,但上海依然记得“大中华”的名字
  • 2019-08-20 12:03:32
又一个“重量级”生产基地谢幕,但上海依然记得“大中华”的名字

今昔对比,两座工厂同样的退出,不同的影响,折射出上海产业、环境、城市面貌、发展理念等等领域,一路走来的变迁历程。许多人的奉献付出,他们做出的牺牲,值得被记录。

(一)

最近,位于闵行区剑川路的双钱载重轮胎分公司生产线正式停产。在今天的上海,工厂因生态环境、生产成本、产业结构等因素关停,并不新鲜。但这家颇具行业影响力的企业调整转型,仍引起全国汽车和轮胎行业的高度关注。

双钱集团介绍,载重轮胎分公司位于上海的生产线不是简单的停产,其产能通过优化整合,融入集团位于全国多地的新基地。目前,在江苏、安徽、重庆、新疆的新基地,双钱轮胎更先进的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作,在与外资品牌正面交锋中,自主品牌“双钱”轮胎影响力持续提升,市场份额快速增长。

闵行基地生产线的停产,还有更深远的意义,回望历史,故事并不简单。

双钱载重轮胎分公司,它的曾用名是“大中华橡胶厂闵行分厂”,是上世纪90年代大中华橡胶厂在闵行投建的新基地。曾在徐家汇的大中华橡胶厂是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企业,它于1926年建立,生产了中国制造的第一只汽车轮胎,是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。1990年,大中华与正泰橡胶厂联合组建了上海轮胎橡胶公司,后更名为双钱集团,大中华橡胶厂也成为双钱集团的下属工厂。

这次闵行基地停产,不由得让人想起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那一轮上海的“大变样”。2001年,大中华橡胶厂爆破拆除,转身成为今天市民散步放松、休闲锻炼的徐家汇公园。“大中华”的工厂和上海说了再见,但它的历史和文化,伴随着“双钱”品牌,不断传承、延续,从这个角度看,“大中华”从来没有消失。

今天闵行基地停产与向外转移,是上海产业结构深度调整、生态环境约束持续加强背景下,企业的战略选择。虽然市场轰动,但各界都认为这是“自然而然”的选择。

“要知道在当年,徐家汇的大中华橡胶厂关停,影响力可不止是在行业内,这是一件轰动上海滩的大事。”

在徐家汇公园,中国唱片公司旧址中,双钱集团原党委副书记、大中华橡胶厂原党委书记时来荣对记者娓娓道来:“不光是因为工厂历史久、影响大,还因为在当年全力发展经济时,将市中心的大厂变为产不出GDP的绿地,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”

今昔对比,两座工厂同样的退出,不同的影响,折射出上海产业、环境、城市面貌、发展理念等等领域,一路走来的变迁历程。许多人的奉献付出,他们做出的牺牲,值得被记录。

时来荣在徐家汇公园的原大中华橡胶厂旧址前给记者讲述故事,曾经的大中华橡胶厂大门就位于时来荣站在的衡山路上。摄影:海沙尔

(二)

时来荣选择将访谈地点定在徐家汇绿地的中国唱片厂旧址。这是沿着衡山路的一栋小洋楼,是唱片厂关停拆除后,保留下来的一栋历史建筑。由于大中华橡胶厂没有楼房保留下来,已经改成咖啡馆的唱片厂旧址,成为理想的采访交流地点。

今天,天平路、肇嘉浜路、衡山路、宛平路,四条道路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徐家汇公园。而在90年代,这个“正方形”内是两座大厂,上海唱片厂与大中华橡胶厂比邻而居。

大中华橡胶厂后门高耸的烟囱是当年徐家汇的地标。“正门斜对面,是当年申银万国的小楼,他们那会刚起步,一点也不起眼。”时来荣指着不远处说,“徐家汇根本没有现在那么多商场,百货商店破破烂烂,还有更破旧的老街。”

建筑老旧的同时,90年代的徐家汇,绿意更是罕见。时来荣回忆,当时这片区域只有衡山路上的法国梧桐是和今天一样的,另外在肇嘉浜臭水沟被填起来后,稀稀拉拉地种了一排树。而位于如今徐家汇公园的两大工厂,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,也不断给周边带来环境的负面影响。

“那时居民的环保意识还没那么强,但大中华毕竟是市中心的化工厂,气味首先就不好闻,离厂不远处的上海交通大学老师,常常来反映问题。”大中华橡胶厂的“末代厂长”、现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傅新华回忆说,当时上海环境存在着很多欠账,河水黑臭、绿化稀缺,工厂在市区内星罗棋布,于是上海提出了“水更清、天更蓝”的口号,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推进下,从延中绿地开始,各个区县拿出“黄金地段”,用于公园绿地建设。

对于着眼上海长远发展和更多市民利益的规划,大中华橡胶厂和其上级公司双钱集团的管理层都十分理解,并主动支持。“那时实行‘供产销、人财物、党政工’九统一,大中华是一线生产工厂,具体经营决策已经由双钱集团负责。”时来荣介绍,1999年他已经离开大中华橡胶厂,担任了双钱集团党委副书记,那一年,双钱集团向上级打了关于关停拆除大中华橡胶厂的报告。“至今,我仍保留着这份珍贵的报告。”时来荣说。

(三)

在经历大中华橡胶厂关停的老书记、老厂长们看来,当年上海的城市发展有两条线在并行。

一方面,是补上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,比如市民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,从一双鞋起步,向一张报纸以及到后来的一个“亭子间”逐步增长。

另一方面,上海的产业结构开始大变革。在大中华橡胶厂关停之前数年,上海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纺织压锭。“纺织、化工、机电,产业调整淘汰的步伐一轮接着一轮,速度很快。”时来荣说,大中华橡胶厂所在的化工行业调整后,机电领域位于闵行的“四大金刚”(上重厂等四座万人大厂)也进行了调整压缩。

然而与今天的关停并转不同,当年的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要大得多。以大中华橡胶厂为例,关停前,它是上海利税大户、出口创汇的重要贡献者。该厂生产的“双钱”牌轮胎,品牌影响力大、产品销路非常好。

不过,时来荣指出,虽然当时大中华橡胶厂效益还处在发展高峰,但走下坡路的迹象已经显现了。90年代米其林等国外轮胎品牌进入中国,建立合资企业,国产品牌轮胎因为劳动密集型、技术含量低,很快表现出竞争力不足。“后来回过头来看,关停老厂的决定显然是对的,正是因为当年的及时调整,企业包袱减轻,才有了后来双钱轮胎的凤凰涅槃。”时来荣表示。

“作为企业的干部,我们思想上是统一的,但感情上也难过。”傅新华说,18年过去了,老厂爆破时倒数计时的声音,还常常会出现在耳边,“那天大家一起喊‘三二一’,然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、大中华橡胶厂原党委书记韩正亲手按下爆破按钮,我眼泪水也出来了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末,韩正担任大中华橡胶厂党委书记期间与当时工厂领导班子合影。来源:时来荣提供

华谊集团(双钱集团的母公司)现任宣传部长杨雄伟回忆,当时人们对大中华橡胶厂依依不舍,有职工几代人一家几口都在该厂工作,关停后许多职工在大门口拍照留念,有个职工把工厂门牌号码收藏保管,还经常参加各种展览,展出大中华历史老物件,宣传双钱品牌历史。

老厂爆破后,为了保留民族工业的印迹,政府部门决定将大中华橡胶厂内的标志性烟囱留下来,如今市民走过烟囱,还能看到上面对那段历史的介绍,将“大中华”的名字告诉没经历过历史的年轻人。同时,厂区里一株高过房顶的水松也留了下来,成为如今徐家汇公园里最高的一棵树。

(四)

“关停企业的那几年,作为企业领导,我们每个人压力都很大,但做出最大牺牲的,还是员工,正是他们的付出,才换来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善、生态环境的优化。

时来荣回忆,大中华橡胶厂关停前,企业经营效益好,员工福利待遇高,“大中华的职工出去,都很有腔调”。

“当年宝钢、上汽都比不过我们,职工福利大概只比卷烟厂差一点,如果是双职工,发的鸡蛋、啤酒、水果、水产,吃也吃不完。”

“可想而知,厂里3400多名员工,大家都舍不得、不情愿,很多人也想不通。”时来荣说。

作为上级企业双钱集团的党委副书记,时来荣在关停大中华橡胶厂期间,没少挨员工的“炮火”。时来荣介绍,当时,在市领导、区政府和上级企业集团的全力支持下,员工获得了较高的补偿。在补偿到位之前,厂里的工会甚至倾囊而出,拿出多年结余下来的全部家底,第一时间安置员工。虽然如此,但许多人在厂里干了几十年,还有那些双双在厂上班的职工家庭,受到的影响可谓巨大。

傅新华介绍,关停前几年,作为厂长,他80%的精力用在安抚、安置员工上,工作一家家做,跑过1000多户人家。“那会儿真是愁啊,最犯愁的时候是37岁,一下子变成了‘少白头’。”傅新华说,如今关停企业,人们习以为常,离开体制,各种机会很多,但在当时,许多人接受不了,也很难适应。

“我是20019月离开厂长岗位的,一直觉得内疚,因为那时还有100多名员工还在安置过程中。”傅新华表示,他至今还觉得心中有愧,因为当厂长时自己曾承诺,不安顿好所有人不离开,“我没有守住承诺。”傅新华坦言。

如果当年工厂没有拆掉会怎样,又或者说,拖上五年十年,会有什么变化?

面对这个问题,时来荣和傅新华的答案基本一致,他们认为,一方面工厂一定会越来越困难,包袱更重,对环境的影响更大,关停的成本代价快速上升,各方面矛盾将不断积累;另一方面,员工得到的安置补偿必然也会多一些。“很多事情是有矛盾的,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,不可能兼顾所有,但如果不去做,或是延误了转型调整的时机,上海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。”时来荣表示,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,那些做出牺牲的员工,需要被记住,需要得到感谢。

翻开上海“十三五”规划,新的目标已然在列:到2020年,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将实现比2015年增加1平方米,中心城区基本实现步行10分钟可到达一块公园绿地。

与此同时,近期相关部门调研中发现,目前上海仍有上万家不符合环保要求、不该在上海落地的落后企业需要淘汰,以“压”和“减”,换来城市的绿色发展、精明增长,换来在更高水平上持续发展的新空间,上海仍在路上。

——本文发布于上海观察  2017年2月10日